
1952年,我国从前苏联引进了20克珍贵的蛔蒿种子,并把它们分成4份,在专人保护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、大同、西安、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。这四份种子的重要性非同小可,它们肩负着帮助我国铲除蛔虫危害的重要任务。
1952年深秋,一包只有20克的种子从苏联辗转送到北京。这批蛔蒿种子被分装进4只特制布袋,每袋5克,由荷枪实弹的战士护送到呼和浩特、大同、西安、潍坊4个国营农场。种子袋上印着俄文和中文两行字,所有人都清楚,这20克的分量比黄金还重。
那年头,中国农村的蛔虫感染率高达90%以上。田间地头,农家肥直接浇菜,孩子们爬树掏鸟窝、下河摸鱼虾,回到家里端起水瓢就喝生水。
感染了蛔虫的孩子,胳膊细得像芦柴棒,肚子却圆滚滚地鼓着,脸上生出一块块白色虫斑。蛔虫成虫能长到20多厘米,在肠道里抱成团堵死肠子,或者钻进胆道引发剧痛。1950年代的统计显示,蛔虫性肠梗阻是农村儿童急腹症的第三大死因。
那时候国际上唯一的特效药叫山道年,提取自菊科植物蛔蒿。蛔蒿只生长在北纬55度以上的寒冷地带,中国没有这个物种。
国内的山道年全靠从苏联进口,价格高昂,一瓶药片的钱够一个农民家庭吃半个月粮。更要命的是,进口份额完全卡在苏联手里,人家多给点就多打点虫,少给点就只能干瞪眼。
所以那20克种子不仅是药材种子,更是战略物资。4个试种点的选择经过精心计算:呼和浩特靠北,冷凉干燥;大同地处黄土高原,昼夜温差大;西安在关中平原,四季分明;潍坊靠海,沙质土壤多,湿度适中。每个地方代表一种可能性,4路下注,赌的就是总能有一个成。
头两年,坏消息一个接一个。呼和浩特的种子压根没发芽,大同的苗长到三寸高就枯了,西安的倒是开了花,可有效成分含量远不达标,根本没法提纯山道年。
1954年春天,就在所有人快要放弃的时候,潍坊农场传来消息:播下的蛔蒿不但成活了,还结出了饱满的花蕾。检测结果出来,植株里的山道年含量完全合格。
原来,潍坊的沙土透水性好,近海的湿润空气又不至于太干,居然跟蛔蒿在北极圈老家的微环境八九不离十。
1955年,潍坊正式扩种蛔蒿,成为全国唯一的种植基地。为了守护这片地,农场外围架了铁丝网,24小时有民兵站岗,收割季节还得请武警来押运原料。那阵仗,比今天的烟叶产区都严。
原料到手,药厂却犯了难。山道年片剂太苦,大人吃都皱眉,小孩更是灌下去就吐出来。1958年,上海一家药厂的技术员尝试把山道年晶体跟糖浆、食用明胶混合,灌进尖塔形的模具里成型。做出来的成品上圆下尖,表面有几道螺旋纹,粉红的是草莓味,淡黄的是香蕉味,咬一口甜得跟普通糖果没啥两样。这药被正式命名为“宝塔糖”,1960年通过国家鉴定,开始大批量投放。
宝塔糖投放到学校的效果立竿见影。1961年,山东一县的小学组织学生集体服用,排出的蛔虫装了大半个脸盆。到1965年,全国城市儿童的蛔虫感染率已经从90%降到了30%左右。小孩们把吃宝塔糖当过节,有的学生为了多吃一颗,愣是装了两周肚子疼。
但原料供应的脆弱性始终是悬在头上的剑。1960年之后中苏交恶,苏联撤走了所有技术人员,之前提供的关键技术资料也被带走。蛔蒿种植完全只能靠自己摸索,产量忽高忽低。最致命的是1964年夏天,潍坊遭遇特大暴雨,几天之内整个种植基地被泡成一片。
洪水退后,地里的蛔蒿几乎全部烂根。负责种植的老技术员李师傅事先在自己家院子里偷偷移栽了十来株,这几株活下来的蛔蒿就成了全国仅存的火种。靠着这十几株母本,潍坊基地花了两年时间重新培育,才算勉强把宝塔糖的命续上。
到了1970年代后期,局势彻底改变。医药科研人员合成出了化学驱虫药“左旋咪唑”,不用种蛔蒿,不受天气影响,在化工厂的流水线上就能量产,成本是天然山道年的四分之一,驱虫效果更彻底,副作用更小。
与此同时,卫生条件也在改善,农村推广了高温堆肥技术,经过发酵的人畜粪便能杀死绝大部分虫卵。蛔虫感染率本身在下降,对驱虫药的需求也在改变。
1982年,左旋咪唑全面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,宝塔糖的订单断崖式下滑。1985年,潍坊的蛔蒿种植基地正式停种,宝塔糖也在全国停产。从1952年那20克种子踏上中国土地开始,这粒糖的历史满打满算33年。它的使命终结了,因为它帮着打下的那场仗,已经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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